第五七三章 辩经的着力点 (第1/2页)
澳门的耶稣会，自然也不是能五饼二鱼的神仙，自然也是要钱才能活动的。
当年日本锁国之前，耶稣会可以直接入股生丝贸易，生丝贸易的百分之十归耶稣会所有；日本锁国之后，耶稣会也靠自己的圣保罗号，跑南洋贸易，赚到足够的资金。
当然，福建的事，是多明我会搞的。
但在大顺这边看来，耶稣会、多明我会，不都是天主教吗？
甚至多数人看来，最多也就是儒家各个学派之间的关系而已，区别不甚太大，只要名声搞臭了，寻常人如何分得清到底是多明我会还是耶稣会？
尤其是等到逼到绝境的时候，刘钰要写公开信给教皇，让耶稣会出钱，把澳门的“兄弟姊妹”移民到南美，可以去巴拉圭耶稣会神国嘛，和那些印第安兄弟一起建设地上天国。
但耶稣会连法国加勒比那边的钱都不肯出，怎么可能会出这笔钱？
若他们到时候再拿出类似里斯本地震后的类似言论搪塞，必叫其坏了名声。
大顺士绅阶层里的一批同情者甚至秘密教徒也就彻底心寒了——这套理论，在大顺是说不通的。
大顺虽然也有类似上天预警的说法，但事后不救灾却绝对无法认可。是以二者看似相似，实在千差万别。
所以前期会有大批士绅入教以为相似，但内核露出截然不同的时候便会剥离。
利玛窦、徐光启时代引领的风潮，使得大顺在禁教之前，大量的士大夫对于天主教是存在极大好感的。
“诸律皆可守，唯独不能纳妾一项”。
也就是说，除了不能纳妾之外，很多士大夫觉得，这就是纯净的、可以补足儒教的东西。
距离产生美。
而前期耶稣会来的那几个强人，也确实文化水平足够高，和士大夫们谈笑风生，并没有暴露出耶稣会在里斯本地震后那样的绝对反动的一套东西。
在大顺，如果发生里斯本地震那样的事，可以说上天预警、天人感应；皇帝也可以下罪己诏。
但却绝对不会有人站出来，说诸如“我们不该自救，我们该反思自己，自救就是抗衡天意”这样的话。
正因为之前距离过远产生了美，所以才导致耶稣会没有暴露他的恶。
也使得大量士大夫心存好感。
皇帝关于“造反必要有士绅参与方可成事”的道理，也确实有道理。
想要拔出天主教的影响，禁教是禁不绝的。治标不治本。
只能，或者说，必须让天朝的士大夫阶层集体反感，以天朝之经书教士，对抗天主之经书教士，方有可能。
而且，若无士大夫的参与，天主教也不可能在大顺传播开来。不说别的，单说一个翻译问题，没有水平足够的士大夫进行翻译，就底层的文化底子，能写出来汉文般的、高水平的圣经吗？
搞出一堆完全没有融合汉化的东西，搞出一堆陡斯之类的名字，若能传播，便见了鬼了。
是以，皇帝的意思，便是让天主教会露出其恶，引发那些内心亲近的士大夫的反感，从而才能彻底根绝。
劝女守贞……这件事，在士大夫看来，属于“违法但合情”，不是恶，只是违法。有点类似于“报仇杀人”之类的，违法，但合情。
这种事，是不能激发士大夫的集体批判和反感的。
必须要搞出一些让士大夫觉得“恶”的事，未必违法，但不符合他们的道德的事，才能让士大夫集体转向。
此时大顺内部的很多士大夫，其实倾向的是“天主教不错，只不过不该都归教廷管，而是各国各管自己的。再能祭孔祭祖，就挺好的，正可以耶补儒。”
但皇帝的倾向，则是天主教不好，要取缔，要斗倒批臭。
在天主教和儒教的争端问题上，刘钰即便是后来人，其实有些事懂得也并没有皇帝多，或者考虑的方向和皇帝也根本不一样。
但若用另一种视角来看天主教在明末的急速发展，实在是“天时地利人和”。
经济的发展，导致理学在明末成为了禁锢，出现了华夏特色的文艺复兴运动，试图打破理学的禁锢。
而理学存在的一大意义，就是当年佛教入侵，导致儒教撑不住了，最终搞出了理学。
使命已经完成，佛教已经完犊子了。到明末的时候，曾经保卫文明抵抗释教的这一套，该退了。
经济发展、物质基础改变，软件却跟不上，并无大儒能彻底解决软件问题的时候，耶教恰在这个时候出现。
同时，又赶上了明末反理学的思潮。
利玛窦等人的文化水平也确实够，借此机会，插了一脚，说【儒学被宋儒所污染了。宋儒的那一套，夹杂了太多道、佛的东西。】
【只有摒弃宋儒、佛教、道教的影响，儒家才能回归真正的本意。不弃程朱、不知孔孟。】
【古儒自古便祭祀以为至高的神，昊天上帝。古儒之天帝，就是上帝。】
刨除那些夹带私货的内容，只说宋儒被佛、道所染，这几乎是明末的一种共识。包括王阳明，当时也一群人说他，被佛道所污。
加之明末社会动荡、道德败坏、人心不古，士大夫也在追求“儒之本意”、“孔孟之道”，倒是是啥？
是不是真的是被宋儒如污染了，以至于现在所学的都是宋儒曲解的儒学，以至于社会变成了这个样子？
天主教也劝人向善，是不是真的是耶儒同道？是不是可以以耶补儒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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